轮椅上的舞蹈 高艳津子：有光的地方，就是舞台

　　轮椅上的舞蹈 高艳津子：有光的地方，就是舞台

　　作为创团舞者之一加入了北京现代舞团。现在，她是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在这里已经26年。高艳津子说：“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舞蹈带给你生命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换一个角度来讲，舞蹈并不重要，舞蹈是一个代名词，是怎么唤醒我们去重视身体的存在，去重视那种跟世界对话的感知性的生命力。”高艳津子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在未来的数字时代，这一部分的能力将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最后一支舞，高艳津子是坐着电动轮椅出场的。她的右腿7月份时受了伤，还没来得及做手术，平时全靠一根合金拐杖活动。此刻，这条腿从膝盖上方到脚踝都被一套保护支架紧紧包裹着，以帮助她勉强站立，只是不能折弯。

　　即便如此，她也必须要把这支舞跳完，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出，而是一场不舍的告别。舞终人散时，她和北京现代舞团的伙伴们就要离开脚下这块寄居8年的排练场地了。他们在更偏远的地方租了一个便宜的仓库，用来放置团里的服装、道具等家当，其中包括几十把铁框塑料椅。高艳津子说，这些椅子从舞团的第一个剧场时就有了，它们就是舞团的观众，不能丢。

　　9月3日，在“行走的云：为了明天的聚会”特别演出上，高艳津子坐着轮椅跳了最后一支舞。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悠扬的大提琴乐婉转而起，如浅吟低泣。高艳津子以舞蹈的方式，围着场地绕了一周，环视着每一个无比熟悉的角落，眼神中仿佛一幕幕往事跃然回放。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悲伤，平静而庄重。

　　她的手里还牵了一只大号蓝色垃圾袋扎成的气球。充了氢气的气球飘浮着，像一片纯净的天空，又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像一朵紧紧相伴的云。这场告别的名字就叫“行走的云”，这是一个明显的借喻：从今以后，他们都将成为流浪的舞者。对此，高艳津子有一个更浪漫的说法：“有光的地方，就是舞台。”

一直在悬崖边起舞

　　其实，高艳津子也哭过。“每天都在哭，忍不住的。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好像把它放弃了，虽然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承担了，但是这一刻你会觉得它还是有声音的、有生命的。”

　　在原本的计划中，高艳津子和她的舞者应该在为全年的巡演忙碌着。然而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些巡演接连搁浅了。作为民办艺术团体，演出票房一直是北京现代舞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演出，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即使忽略掉那些先期投入的排演成本，日常的必要开支依然是不可小觑的一笔花销。

　　4月29日世界舞蹈日，原定于北京吉祥大戏院演出的《三更雨·愿》也取消了，改为线上直播。这部作品诞生于2006年，是高艳津子应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之邀精心创作的，以花、鸟、鱼、虫、草的形式，演绎了一个新婚女子灵魂的五世轮回。多年来，它已经成为北京现代舞团的经典作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收获了掌声与好评。

　　开播前三小时，高艳津子召集舞团全员开了一个会。她再也无法独自支撑下去了，不得不将真实的窘境袒露给所有人：舞团已经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场地不可能续租下去了，下个月的工资也没钱了，剩下的经费只够覆盖所有演员4个月的社保。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明晃晃地摆在大家面前：舞团还要不要继续存在下去?

　　不过，这不是舞团第一次面临这道难题了。2009年底，当时的舞团还在方家胡同，也挣扎在欠租的泥淖之中。时任团长张长城给高艳津子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心力憔悴，不想继续做下去了，打算关掉舞团。

　　高艳津子是理解张长城的：“舞团没赚过一分钱，反而他自己垫了很多。他又不是跳舞的人，舞团在舞蹈上的这种成就感跟他无关。而且经济紧张的时候，演员也会有怨气，你的委屈就会多。”但她舍不得舞团。19岁从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编导系现代舞专业毕业，她就在这里跳舞，团里的人来来去去，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她不曾离开过。在她心里，舞团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单位，它的每一寸地方都是自己用身体暖过的，它是属于自己、属于舞蹈艺术的一个道场。

　　作为创团舞者，高艳津子经历过一路走来的困苦。1995年舞团创建时，虽然挂靠在北京歌舞团，但没有任何财政支持，日子过得紧巴巴。出国演出时，为了省钱，他们的行李箱有2/3的空间都用来装方便面，偶尔补充一下营养，也只是去吃顿麦当劳。1999年之后，舞团独立注册，连原本可以合用的场地也没有了，只能自寻出路。用她的话说：“舞团一直在悬崖边起舞，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风雨。”

　　于是，她接过了团长的担子，她想用自己的力量挽住舞团的命运。她形容那时的状态完全就是“净身出户”，连地胶都被拿去抵了房租，除了一百多万的欠款，团里没有留给这位继任者更多的东西。之后五年，舞团都处于一种流浪状态，永远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到哪里集合，高艳津子每天都在打电话找地方，朋友某个空间的大堂、健身房都做过他们的排练厅。最难的时候，舞团一头扎进了贵州山区，在森林里、在山涧中、在溪流淌过的鹅卵石上跳舞，看似返璞归真，实则走投无路。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高艳津子和她的舞者创作出了《十月·春之祭》与《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两部重要作品。它们不仅在艺术层面上突破了曹诚渊担任艺术总监时期，舞团确立的小剧场、实验性风格，更在经济层面上，获得了首届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这些钱就像久旱之后的一场甘霖，帮他们一次性还清了外债，也终于交了一笔场租，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一个艺术区落了脚、安了家。

　　2018年7月11日晚，由高艳津子导演的舞剧《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在加拿大多伦多上演。图/中新

像一个贝壳

　　到新团址的第一个冬天，高艳津子遇到一只小狗。“不知道哪来的狗，就跟在我后面，跟了两个小时。我抱着它问所有人，都不知道主人是谁。天太冷，我怕它冻死，只有把它带回团里，后来带它去打预防针，医生不给打，说没到一百天，太小了。”从此，这只狗就成了他们的团宠，采访时，它一直在旁边溜达、卧坐，不吵不闹。高艳津子说，它有好一段时间不叫了，好像知道舞团要搬家，害怕自己被抛弃了。

　　为了不抛弃每一个舞团的成员，高艳津子做出过许多努力。从4月起，她在抖音开了直播，每周三和周五晚为零基础的爱好者示范如何在家中打开身体，到了周六还会专门指导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参与整个家庭的舞蹈;她还在樊登以及周国平的妻子郭红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尝试做线上课程，第一次打出了“与津子共舞”的名号。

　　这么多年，高艳津子始终都把北京现代舞团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前缀，从没想过把自己当成一个代言。“我内心有一个障碍，怕大家觉得我做这个团是为了自己。我是一个修行的人，我是往后退的。”就算现在，她还是会常常自我质疑，难道搞了半辈子艺术只是为了卖课吗?

　　然而事实给出的回应是无比直接的。每节课平均下来少则 30 元、多则 60 元的课程费，比起已欠债务固然杯水车薪，没法彻底将舞团拉上岸来，但积少成多的收入，至少让演员们在濒临断薪的时刻，拿到了大约 2300 元的基本工资。

　　从2005年接过金星、曹诚渊留下的艺术总监一职开始，高艳津子就在不断违背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立过两个理念，一是不要有团，二是不建舞蹈体系，因为这些都是阻挡生命自由的障碍，与现代舞的精神和追求相悖。只是自我的保护层在现实棱角的螫刺下总是脆弱的。“都到了底线了，再退就没人了。”高艳津子说。所以，后来她只能撑起这个舞团。

　　“按理说舞蹈是那么自由的事，我在哪都可以跳，怎么就那么专一?”其实，高艳津子不止一次这样问过自己。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也眼见着舞团人来人往，离开的人都各自盛放出了绚烂的艺术之花。“我最好的年龄完全可以这样想，而且我当时不是没有自己的实力。”

　　但她终究不曾离开，像一个贝壳一样，将一代代新入团的演员从沙粒润养成珍珠。这当然来自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所形成的责任，却绝非单向的消耗，高艳津子后来想明白了，当她托举着舞团的时候，舞团也托举着她。“我要完成的作品不是要一帮漂亮的演员，而是要有生命的人。修行在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他们每天背着《道德经》，按我认为舞者应该补充的生命能量在跳舞。只有我在这个团——哪怕演员在流动——整个团的气象才能完成我的作品。”

　　这份相互成就的机缘，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天意。高艳津子说，舞团最初在民政局注册的时候，自己就是法人。“因为非营利团体注册，必须满足北京户口和专业身份(的条件)，全团倒来倒去，只有我一个人符合。”

天生注定是跳现代舞的人

　　更早的天意，在高艳津子生命的起始处就已经写下了。

　　她从小便喜欢随性地乱跳乱舞，拿着纱巾跳，拿着掸灰的扫帚跳，拿着擦汗的毛巾跳，家里的一切东西都被她当成了舞蹈的一部分。在贵州省歌舞团跳民族舞的母亲，看到女儿这么喜欢舞蹈，便带她去了少年宫，准备亲自教她。

　　可高艳津子学得并不开心，她发现妈妈教的舞蹈总是一个动作摆半天，而且不能随意调整。她问母亲，为什么这个舞这么难看，为什么每个动作之间没有连接，母亲告诉她，如果想跳舞，这些是必须要学会的。终于有一天，高艳津子找到了问题所在，她对母亲说：“我跳的舞是气，一个气流动起来，它是自由的。你们跳的舞是样子。”母亲大吃一惊，一个孩子竟说得出这样的话。

　　在对舞蹈的感受和理解上，高艳津子早早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独特。同在一个少年宫艺术团学习的龚琳娜，也记得这个舞蹈班女孩的与众不同，她曾在一篇博客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津子从小就非常夸张，表现欲望很强，跳舞不合群。”

　　那时候，母亲会经常给她讲起邓肯的故事，她并不了解邓肯的历史意义，也不清楚现代舞是什么，只知道这个人描述的舞蹈就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们从来不问潮汐为何涨潮，从来不问风为何经过，从来不问大海为何律动，因为它是大自然的规律，这就是舞蹈。” 高艳津子说：“我觉得我天生注定是跳现代舞的人。”

　　在舞蹈的成长上，母亲给予了高艳津子最多的引导、最大的帮助和最开放的支持。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依然觉得母亲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自己：“她是我的老师，她是我的编导，她习惯性地会成为一个判断者。”

　　直到2004年，在给柏林艺术节的作品《觉》中，高艳津子邀请了母亲合作。“(排练时)我们俩天天都在吵架，她终于当我的演员了，心里不平衡，我也不像今天那么成熟，有方法跟演员沟通。但当我在全世界拿出这个作品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你超过了我’。”高艳津子说，这句话给了她一种很大的认可感，她觉得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精神脐带这一刻真正断开了。“断了脐带才能认识对方，在这个作品里她意识到了我的独立，我们获得了彼此认可的内在连接。”

　　母亲的认可，在另一层面上也饶有意味。排练中，几乎每一段舞母亲都要问这么跳是什么意思，高艳津子会一个个给她解释。在现代舞面前，一个专业舞者尚且无法全然理解，更何况未经艺术训练的普通观众。挣脱程式的抽象的肢体表达，既是现代舞的基底与特征，却也在舞者与观者间无意中竖起了一道不易打通的屏障。某种程度上，这种障碍所造成的小众化，是包括北京现代舞团在内的许多团体频频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艳津子承认这个屏障的存在。“为什么生存会难?因为我们不是在反复解释社会已经懂了的板块，或者去说一个大家想知道的话题。我们是觉知的艺术。”但她并不认为，破除屏障的责任应该加诸在舞者身上。“艺术家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生存者，我可以把这一块变成线上教学，但我的作品不需要迎合任何人。一定有愿意把心放空来感受的人，只要他愿意放空，他就一定感受得到。这个世界我们不懂的东西多，懂的有限，如果用懂来笼罩艺术，我们更开放的觉知力就被抹杀了。”

失败的管理者

　　作为舞者，高艳津子向来是充满自信的，正如她说话时的习惯姿态——头微微侧向一边，下巴稍稍扬起。作为舞者，高艳津子也向来是勇敢的。23岁那年，她走入了婚姻，接着生下了一个孩子;34岁时，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四年后再婚，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她的选择，对于一个靠肢体语言构筑艺术的女性而言，太早和太晚的生育都是对职业发展的阻碍，甚至可能就此断送掉充满无限可能的艺术生命。但高艳津子有自己的笃定：“舞蹈本身就应该在生命里面跳，我不想做昙花一现的人，所以我不能因为跳舞让我的生命变形。我希望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体验人该有的东西，我向往人间烟火。”为此，她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依然站在舞台上，剖腹产一个月后又重新登台，一边跳一边忍受着刀口的疼痛。

　　唯一的不自信与挫败感只存在于舞团管理者这个角色上。“我没有运营能力，没有商业思维，没有计划感，没有逻辑感，做不了大事，也担当不了。在这点来说，大家说我多少失败和错误都行，我的确不胜任。”话一出口，高艳津子的眼泪突然决堤。

　　她不是没尝试过逼迫自己走出艺术的乌托邦，到世俗中去维护关系、寻找资源、拉拢投资，但她实在不擅长，一两次没有结果的公关之后便放弃了，她觉得继续下去只是对生命能量的白白损耗。更重要的是，她在心底始终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在舞蹈上：“如果我不站在前面带大家跳舞，他们的身体是没有变化的，我要用我的身体把他们暖成一个舞者。”

　　从2009年接手舞团到现在，舞团演员的工资基本维持在6000块左右，待得最久的也不过才8000块，就北京的生活成本而言，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宽裕。这些年轻的孩子为梦想而来，却不得不时常面临现实的拷打。帮高艳津子做课的这些日子，郭红才知道，原来有的演员出了舞团就要穿梭于街头，靠送外卖贴补收入，有的演员和他人合租在一起，而且是住在最小的一间。没人说得准，如此这般的生存状态久而久之是否会让他们产生对艺术追求的怀疑。

　　一次，一个舞者在排练休息期间接了个电话，随后就坐在地上痛哭起来。电话是舞者的妈妈打来的，她问孩子：“你还要跳多久?如果我犯心脏病进了手术室，你能给我交手术费吗?”所以高艳津子最怕每年春节给演员放假的时刻：“你用了一年给他们讲《道德经》，放假20天就变了。你跟演员可以说他继续跳下去的理由，但你说不过他的家庭。”

　　她跟崔健哭诉过，每当有演员离开舞团，自己都会自责。“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教会了他，却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可以持续在‘庙’里跳舞的状态。不是说外面跳舞不好，但是我知道出去跳一段时间他就会变，他一定不是一个信徒跳舞的状态。”

　　高艳津子一直期盼着能有一个更好的管理者，甚至有一个更好的艺术总监，那样她就可以卸下所有职责，专心地只做一个演员，或者踏踏实实地离开。但她知道这不可能，她无法去说服一个既极具才华和能力，又重视艺术的无价，还能让舞团更好地接应社会的人，因为她请不起。一切就像一道难题的答案，困在循环的算法里，迟迟无解。

　　告别演出的舞蹈临近尾声处，高艳津子与舞团仅存的六位舞者一一拥抱、缠绕。那是一个互相取暖的坚强意象，或许也在高艳津子的心里被当成了一次预演的道别——她不知道自己和这六个孩子还能相伴多久。就在五个月前的那次全团会议上，有一位舞者还曾率先表态过自己不会离开，但一个月后，他还是难舍地挥起了再见的手臂。

　　排练厅的一面水泥墙猛然降下了一道道水流，高艳津子说那是她想让墙流出的眼泪。很快，天花板也开始喷出水雾，整个大厅仿佛笼罩在一场大雨中。而差不多同时，窗外的天空竟然也突然转阴，玻璃上渐渐落下了雨滴的痕迹。